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 | 记者 蒙江 实习记者 丁文捷

捐赠给抗美援朝纪念馆后，王秀臣还没来得及去看上一眼，甚至，在过去近70年的时间里，她都没有拍下一张关于军毯的照片留作纪念。如今，军毯就躺在馆内的一角，成了她心中“最好的纪念”。

现陈列在抗美援朝纪念馆1层展厅的军毯。摄影/李治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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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条军用毛毯，深褐色，一角还印有一颗深色五角星。“纯毛的，很致密，摸上去硬硬的。”王秀臣最后一次触摸军毯，是在2021年底的一档寻人节目里。

多年来，生怕军毯有丝毫损坏，王秀臣的母亲一次都没有用水清洗过它，只是定期将毯子拿出来晒晒，再用包袱皮裹起来，压在箱子最底下。后来，军毯传到了王秀臣手上，她学着母亲的样子，继续保管着。

“她嘱咐我，这不是咱的东西，是一个志愿军战士的遗物，指不定什么时候人家可能还会找来，一定要好好保管。”她始终记得，母亲把军毯交到自己手上时反复交代。

七名战士

第一次看到军毯时，王秀臣8岁。如今再回忆起来，就像“发生在昨天的事情”，她将那两个月形容为“纸飞机满天飞”的日子。

王秀臣的老家，位于辽宁省辽阳市武圣区的一个胡同里，距离鸭绿江200多公里。

1952年春天，抗美援朝激战正酣。一天放学回家，她注意到母亲在收拾里屋的杂物，便好奇地询问，得到的答案是：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将回国休整，要借用家里的一间屋子。

“那时候当然很高兴了！要见到志愿军战士了。”彼时王秀臣刚上小学，抗美援朝于她而言，是课堂上的一篇篇课文，她知道“志愿军保家卫国，帮助朝鲜打美国鬼子”，是“最可爱的人”。

那天中午放学，王秀臣看到街上站满了志愿军，“整整齐齐，一排接一排”。

三月份的东北，春寒料峭，志愿军们穿着黄色的棉衣，背上背着斜挎包，身上挂着干粮袋、子弹袋，包上还吊着军用的黄胶鞋，脚上的鞋袜打着绑带，每个人都扛着枪，枪上的刺刀被拆下倒挂着。

王秀臣兴奋地往家跑，发现志愿军们刚进家门，一个班七个人，站成一排，二十岁左右的模样，和她的两个哥哥一般大。

夜里气温低，母亲领着四个孩子睡在外屋的炕上，里屋的大通铺也只能睡下五个战士，剩下班长和副班长，躺在了母亲陪嫁的一对大洋箱上。

“肯定特别凉。”王秀臣只记得两位战士把军毯铺在洋箱盖子上，身上盖上被子，被子上还压着一层外衣。她也因此记住了两人的名字，班长叫周景阳，副班长叫周延鹤。

就这样，两间半的屋子里挤下了12个人。

“一二一，一二一……”那段时间，战士们晨间跑操的口号声回荡在胡同里，“哐哐”的脚步声伴随着阵阵整齐的口号，铿锵有力。

白天，王秀臣和哥哥妹妹们都在学校上课，只有母亲和战士们呆在一起。他们主动承担起了家务，扫地、搬柴火、拉风箱，还把家里常年漏雨的屋顶修好了。

一空下来，母亲就会给志愿军们讲历史故事——由于母亲上过四年私塾，大洋箱里装满了书，隋唐演义、三国演义、杨家将......年轻的战士们对这些内容尤其感兴趣，经常围坐在一起，等待着新的情节从母亲口中娓娓道来。

“那段时间，纸飞机满天飞，都是战士们做的，他们还做风车，在高粱杆前面贴一个叠好的纸片。”想起那段日子，王秀臣至今还会笑出声，每天一放学，王秀臣就急着赶回家和战士们在胡同里玩耍，奔跑起来，手里的风车就随风快速地飘转。

志愿军战士们擦枪是王秀臣最喜欢参与的环节。小孩子总是按耐不住好奇心，看着他们把枪拆下来擦干净，再安装回去，王秀臣也伸出手去掂量，“拿起来特别费劲，能有十几斤重。”

透过他们擦枪的频率，王秀臣感受到了战士们对于上阵杀敌的渴望，她记得战士们嘴里常会念叨着，“希望能快点回到战场上去。”

再上战场

大约两个月后，重返战场的日子临近了。

为了纪念“二次入朝”，离开前，战士们穿上了锃亮的黑皮鞋，最板正的军装，还扎上皮带，特地每人拍了一张两寸的全身照，让照相馆用水彩给黑白照片上了色。

“绿军装，红帽徽，看着特别威武。”那时，他们每人都印了三张照片，自己留下一张，给家里人寄去一张，剩下的一张交给了王秀臣一家留作纪念。后来，王秀臣的大哥专门买了一个日记本，把照片贴在本子上，记录下每位战士的名字。

又是一个傍晚，王秀臣放学回家时，战士们已悄然离开，留下了因季节更替不便带上战场的七条军毯，甚至没有留给王秀臣一个道别的机会。

“等打了胜仗回来，我们再来取这些东西。”这是王秀臣记忆中，战士们走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。

1958年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，朝鲜人民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的场面。图源：新华社

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，大批志愿军陆续回国，王秀臣也已成为了一名初中学生。当年的几位战士辗转找到了王秀臣家，陆续取回了自己原本存放的物品，只剩下了两条军毯，迟迟未被领走。

“可能是牺牲了，他的东西也拿不走了。”那天，班长周景阳来到家里，带回了一个不幸的消息。母亲没想到，他成了最后一个领回物品的人。

回国后，战士们断了联系，最后一条军毯的主人因通讯地址等信息缺失，只能继续存放在王秀臣家。“将来烈士家属要是能联系上，可能会再来取。”放学回家后，母亲将这个消息转述给了孩子们，边说边流下了眼泪。

“这些战士的年龄和我的两个哥哥相仿，住在家里的时候相处得非常好。”王秀臣记得那天母亲心情沉重，“好像是失去了亲人一样。”

那时候年纪还小，王秀臣对于战场和牺牲并没有太具体的认识，只知道在1956年上映的电影《上甘岭》中，战士们顽强拼搏，与敌人作战，而战场血腥又残酷，“我们都知道牺牲的人很多。”

两代人接续等待

班长走后，无人领取的第七条军毯成了王秀臣一家人的“意难平”。

“我还记得，是蓝色麻花的布。”王秀臣看着母亲扯了一块布做包袱皮，把军毯裹了起来，单独放进一个箱子里。为了防蛀虫，还在里面塞了点卫生球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母亲都会把军毯拿出来晒晒太阳，除此之外，谁也不会主动打开箱子。

1963年，王秀臣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（现北京化工大学）。那时候，母亲因照顾家庭，常年劳累，年近六十已老病相催，而军毯的事始终是她的一个心结。这些年，几经搬家，原本记录着战士们照片和姓名的日记本也遗失了，军毯成了他们与志愿军之间唯一的联系。

“这是一个烈士的遗物，指不定什么时候烈士的亲属可能还会找来，咱要好好保管。你到了北京之后，可能有机会可以找一找烈士的家属。”临走前收拾行李，母亲把压箱底的军毯拿出来，交到了王秀臣手中。

王秀臣再一次仔细观察这条军毯，纯毛的，质地细密，由于常年跟着战士风里来雨里去，表层的毛几乎被磨光了。她用手掂了掂，“能有五六斤重”。从离开家的那天起，王秀臣正式接过了母亲手中这根“接力棒”。

来到北京，一住进宿舍，她就把军毯仔细地折叠好，用床单布包起来压在了床底。偶尔，王秀臣也学着母亲的样子，让军毯晒晒太阳，看着阳光洒在军毯上，她仍在幻想，此毯能有物归原主的一天。

这一等又是五年。大学毕业后，王秀臣被分配去了甘肃兰州，随身携带的依旧是那条军毯。她还在等待，但希望却愈渐渺茫。

从学生时代到步入社会，王秀臣尝试过多种渠道主动寻找，都没有结果。后来，她结婚生子，逐渐把军毯的事放下了。

直到2019年，在央视一档寻人节目中，一个战士寻到了自己昔日的战友，这一幕点醒了王秀臣。节目结束后，她随即给栏目组写了一封求助信。

在久远的记忆里，王秀臣努力过滤出了那些与志愿军战士们有关的细节，在她的设想中或许可以通过班长、副班长的信息辗转获得与那位战士有关的线索。

王秀臣手捧着母亲的照片。央视寻人节目截图

2020年，栏目组在网络上发布了寻人信息，同时与辽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取得了联系。

节目录制当天，王秀臣抱着军毯，走向了演播厅设置的“希望之门”，而在大门背后等着她的是抗美援朝纪念馆的副馆长宫绍山。

“一方面，如果有可能就再继续寻找，另一方面也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一段故事。”宫绍山至今记得接过王秀臣捐赠的军毯那天，他感受到了群众对志愿军战士的真挚情感。

现在，这条军毯陈列在抗美援朝纪念馆1层的展厅里，在宫绍山看来，这种浓缩着军民情谊的文物有着更为特殊的价值。“这件文物记录着一位普通战士和一个普通家庭之间的真情故事，在当时的东北地区，这种军爱民、民爱军的故事比比皆是。”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是一条军毯，却又不只是一条军毯。

“为了赶走侵略者，我们有太多的战士牺牲了，我们现在的平安生活，是多少人牺牲和付出换来的。”眼下，王秀臣正在书写回忆录，她想把这些细节记录下来，留给子辈孙辈，让这些她见证、参与的过往，活在回忆录里，生生不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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